張純瑛
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武漢橫空出世；萬里外的華府，我參加的哲學讀書會，正開始研讀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 1885－1981)的《哲學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
杜蘭特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和歷史學者，1926年出版《哲學的故事》一書，從歐洲思想大師們的生平切入，循著生命的軌跡，抽絲剝繭理出彼等思想的深層蘊藏，時而感性流瀉，時而詼諧嘲謔，織就生活與哲理、感性與理性，圓融交錯的寶圖，欲使畏懼哲學萬仞宮牆的人們，得以按圖索驥登堂入室。問世第一年即再版二十二次，成為推廣哲學普及的經典之作。杜蘭特另著有十一卷《文明的故事》。1968年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文學獎，1977年授頒總統自由勳章。
在台灣就讀大學時，校園流行清談西方哲學，尼采、康德、黑格爾、叔本華…掛在嘴上，比戴上眼鏡更顯得有氣質和深度。朋友間傳閱著《哲學的故事》，可惜年少心浮，欠缺靜淨的空間參悟哲思。
四十多年後重讀《哲學的故事》，驚喜發現歲月積累的世道閱歷，俾助解讀大師們的心靈觀照。再者，啟讀此書未久，新冠病毒全面蔓延美國，人人被迫深居簡出，長日寂寂，正宜明心見性浸淫哲學。一年半內，藉由線上聚首，讀書會一章章細讀、討論，包羅從古希臘到近代歐美的哲學派別與重要思想家。英文版加上蔣劍峰與張程程的中譯本《哲學的故事》之外，另行尋找補充資料，宛若紮紮實實選修了一門西洋哲學史。
閉門家中讀，外在世界卻比疫情前更為紛擾躁動。病毒初起，中國政府採取封城全面圍堵，展現集權社會方有的高壓與高效。西方國家震駭之餘，也仿而傚之，卻在個人主義至上的民主社會招惹頑強的反彈。兩年間，從封城、戴口罩、社交隔離到注射疫苗，各級政府政令一出，民間抗議蜂擁而至。網路上謠言紛雜，街道上示威洶湧，飛機上大打出手，學校裡老師與家長對立，法庭則忙著審判孰是孰非。反防疫說辭漫天飛舞，但見黨派意氣，不聞科學證據。川普總統更不斷朝火倒油，鼓動民眾抵制地方政府的防疫措施。閉門家中坐，一面看著確診與死亡人數節節上升，一面見到反防疫者鋪天蓋地的抗爭，既悲憫恐懼，也大惑不解。
此時展讀西方哲學史，赫然瞭解，天底下沒有新鮮事，自古哲學大師們對於民主社會呈現的「群體智慧」，早有深刻洞察。
哲學包含五類範疇﹕邏輯學、美學、倫理學、政治學和形而上學。哲學家並非住在象牙塔裡，不問世事蒼生，僅思考抽象玄學的孤僻高人。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先賢以降，哲人們或親身經歷，或冷眼旁觀現實政體的紛紛擾擾，鍥而不捨構思完美政制，規劃理想國藍圖，從來不缺濟世宏願。
西方哲學之父蘇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時代的雅典，國家政策由最高行政機構—-民眾法庭定奪。依照登記在冊的公民名字字母，順序篩選一千人出來組成民眾法庭，彷彿今天民調的電話簿抽樣，具有相當的全民代表性。然而，民眾法庭不同意蘇格拉底的學說，竟然處死了博學謙卑，飽受年輕人愛戴的賢哲，印證了他的觀點﹕眾人一旦被演說家滔滔不絕的長篇大論操縱，便會流於盲目與衝動。因此，群體比個體更愚蠢，更暴力，更殘酷。
柏拉圖(公元前429–347)認為，毫無主見，輕信他人的群眾不知道如何選擇優秀的執政者和最明智的社稷發展道路，只會重覆統治者樂於告訴他們的那點東西，並且信任躲藏在民主舞台幕後，追逐財富的寡頭決策者。
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 )堅信，應由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士，選出見識和能力卓越的少數人來統治國家，而非假手大眾普選。
英國的法蘭西斯・培根(1561–1626)在1624年出版的《新亞特蘭提斯》(The New Atlantis)中，勾勒出他嚮往的烏托邦，沒有政黨、競選、謊言，摒除政客，而由各行優秀專業人士組成政府來服務民眾。
荷蘭的史賓諾沙(1632 –1677) 擔憂選民以感情為準繩，而非遵循理性，可能將一個平庸的人推向權力寶座。民主制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素質參差不齊的人們享有平等的選擇權時，能從受過專業訓練的合適人選中選出能力最佳者，而非煽動家。
法國啟蒙運動健將伏爾泰(1694 –1778)致力開啟民智，促成法國大革命，推動神權與君權步向民權的時代潮流。他卻明智地表示，共和制的黨派鬥爭會造成內戰或國家分裂。如果國家由素質不夠，各持己見的民眾爭權奪利，不如由古羅馬時代有「哲學家皇帝」美稱的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180)主導國政﹕「對窮人而言，被一隻獅子吃掉和被一百隻老鼠吃掉有何差別?」
英國的赫伯特・史賓賽( 1820 –1903)懷疑全民投票能夠確保公民權利，因為它迎合多數階級而犧牲少數階級。一個有平等投票權的工業型國家，憲法保護利益集團甚於個人。
德國的尼采(1844－1900）警告，民主允許一個有機體(如國家)的各個部份隨心所欲，喪失凝聚力和互補性，導致放任和混亂。
一年半內，持續讀到史上西方賢哲們指陳的民主弊病，對照現實裡西方世界反防疫抗爭造成的疫情失控，油生前所未有的體會。
賢哲們所處的時代，民主化遠不如今天，並沒有達到當前民主國家全面且層次分明的各級選舉，可他們已經明確看到選民的盲從近視，政客的煽動說謊，黨派對立的掣肘傾軋，都讓社會陷入混亂。培根就指出國家的行政效率與權力的集中程度成正比，是君主制勝過民主制的因素。
昔日絕大多數民眾沒有受過教育，是賢哲們不信任全民普選的主因；可今日那些反防疫和被政客鼓動的民眾，教育程度並不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不能將治國重任放在那些出身商業、製造業，卻毫無政治管理經驗和準備的人們手裡。兩千五百年後，教育普及的美國，竟然選出毫無政治經歷的地產大亨做總統，言行乖張，搞得烏煙瘴氣。我們更看到那場抗議大選舞弊的國會暴動，如同尼采所言﹕「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民將自己作為實現拿破崙目標的工具，欣然犧牲，倒下時還高唱著他的名字！」只是，場景轉換到了美國。
思想博大高蹈的哲人也絕對無法忍受箝制著述，限制言論的專制政體。史賓諾沙讚美民主制能讓民眾享有批判的自由。伏爾泰和尼采推崇的都是自由放任的君主制，也就是唐太宗和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之類的開明元首。然而，沒有揀選機制的帝位世襲，教人不得不問﹕「明君幾時有 ? 把酒問青天。」
杜蘭特有一段耐人深思的話可以做為總結﹕每一位哲學家心中的烏托邦，都是由科學家代替政客，以高具智慧的專業領導力謀求民眾安居樂業。然而，這種理想國為甚麼總是無法落實呢？是因為哲學家脫離現實？還是政客目光狹隘，貪婪無度的強烈野心，必然擊敗哲學家和聖賢溫文爾雅，誠懇嚴謹的抱負？還是科學家尚未意識到他們團結起來，能夠領導國家走在正確路上的力量？
如果，國家首席防疫官佛奇博士沒有因為他的防疫規劃被總統公開斥責，沒有被民眾黑函威脅暗殺；如果，呼喊個人自由，反對防疫的民眾，聽進醫學專業的規勸，而不是盲目尾隨黨派，過去兩年美國不會有八千萬人確診，近一百萬人歿於新冠病毒。
4/06/2022世界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