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瑛
因為不滿父親的管教方式，年少時期我不只一次萌生離家出走的念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晚餐桌上和父親鬧得不愉快，一個人躲進房間裡，越想越氣，於是打電話給初中最要好的同學，詢問可否去她家借住。她沒有表達同情與支持，只是不置可否地敷衍了幾句。放下電話，我無奈地望著漆黑的窗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投宿，於是決定過了當晚再說。一覺醒來，前夜的怒氣已煙消雲散，離家出走的念頭遂拋諸腦後。
終於有一次，我「成功」地離家出走了。嚴格來說，其實是被父親趕出了門，送到祖父家，待了幾天。待父親消了氣，又把我接回家。
我的離家出走經驗，頗像漫畫裡的小男孩，扛著一根枯樹枝，上面掛著簡單的包袱，就算是離家出走啦！
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叛逆性強，和父母常有觀念差易所衍生的衝突，「離家出走」是青少年常有的渴望，在從小被灌輸個人自由意識的美國尤其多。下焉者，不告而別地輟學、打零工，從此滯留在社會底層，有些人甚至放縱自己而走上犯罪之歧途。上焉者，則選擇遠方的大學以逃離父母掌控，西岸的跑去東岸念大學，東岸的特意挑上西岸學府，中間隔著整個美國大陸，父母鞭長莫及，嘮叨管教全釋散於風中。孩子們實現了離家出走的美夢，還由父母埋單，實乃高招。
成長後回想青澀歲月裡的出走念頭，覺得自己幼稚可笑之外，也對年少輕狂時不解親心而感慚愧。雖然父親不苟言笑，但我的家庭正常，父母關愛子女無微不至，我與父親的衝突並沒有慘烈到別無抉擇只有離家一途。
出走的與留下的，現實中有太多令人扼腕的悲劇。有些人由於原生家庭實在無法待下去，生不如死的孩子只有逃離桎梏才能求得一線生機。走成了，掙得了海闊天空，卻與父母的牽繫從此一刀兩斷，終身不復相見；走不成，則繼續沉淪在無底深淵，搞到遍體鱗傷。這兩種人間悲劇，在張愛玲和張子靜姊弟身上呈現驚人對比。
1924年，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瑩不堪丈夫吸鴉片和娶姨太，與小姑張茂淵遠走英國，扔下了四歲的女兒和三歲的兒子。四年後，張母回國欲與丈夫修好，可惜張父惡習不改，兩年後二人正式離婚，張母再度出國，將十歲與九歲的孩子留給輾轉菸榻的張父。張愛玲十四歲那年，父親再娶，她的家庭夢魘進一步惡化。繼母不但逼她穿過時的舊衣服上學，令她在貴族女校中遭人蔑視，父親和繼母倆還長年在菸榻上以殘酷的嘲謔口吻凌遲張愛玲姊弟。
姊弟兩人的痛苦可想而知。張愛玲十六歲時，母親回上海，安排她報考倫敦大學。張愛玲瞞著父親在母親處待了兩天，父親發現後，受到繼母挑撥，盛怒下的父親將她毒打一頓，並予關禁，長達半年。連張愛玲得了痢疾，父親也不延醫治療，弄得她幾乎死去。她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出走，勢必魂斷家中。於是想方設法逃離父家，從此與父親老死不相往來。
張愛玲幸運獲得香港大學獎學金，遠赴異鄉開始獨立生活。悲慘的成長歷程，造成她終身難忘的創傷，但也豐富了她筆下乾坤，寫出不少血淚斑斑的經典小說。
弟弟張子靜也想效法姊姊逃脫桎梏，可生母黃素瑩表示，無法同時負擔姊弟倆離開父親後的生活費，且子靜是傳宗接代的獨生子，父親絕對捨得花錢培育他，子靜只好留在沒有溫暖的父家繼續受虐。
張子靜曾就讀聖約翰大學經濟系，但沒有完成學業，即輟學在家直到二十五歲，由親戚介紹進入中國銀行揚州分行工作，方才擺脫病態家庭。可惜父親與繼母的凌虐造成他性格上的怯弱抑鬱，終身未娶，活了七十六歲。
幸運的是張子靜的母親黃素瑩，早在民國十三年的保守閉塞風氣下，就勇於拋棄腐朽的婚姻，前往歐洲發展，爾後還曾在南洋與印度就業。張愛玲在《對照記》裡說母親：「從小沒有上過學校，她總是夢想與羨慕別人。她是個學校迷。」又誇耀母親「踏著這雙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她在瑞士阿爾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沒有上過學校，還裹著小腳，竟然膽敢遠赴歐洲生活，黃素瑩離家出走的決心與毅力，比起易卜生1879年的劇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裡決定走出不受尊重的婚姻的主婦娜拉，有過之而無不及。
張子靜掙脫不了鬼魅般的家庭，一直到二十五歲才獨立生活，其實反映了張家親族間的共相——男人們都走不出滿清時代的家族餘暉，在遺老遺少的陳腐習氣中過完一生；而女性如張愛玲和其母、其姑則毅然遠走高飛，活出獨立自主的人生。因此，有無意願與勇氣走出陰濕腐朽卻熟悉的生活圈，奔向陽光下充滿未知變數的外在世界，才是出走與留下之間值得探究的癥結。
世界副刊 202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