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
巴士上，我轉身喊道：「請你們戴上口罩，好嗎？」
一年半前，正值新冠病毒猖獗，我照例搭地鐵。美國華府的正月天蕭瑟寒風撲面，戴口罩還可保暖，我還特別選了粉紅色的。上了巴士，有四個高中年齡的黑人青少年，衣冠整潔揹著書包坐在後排談天說地，都沒戴口罩。直覺告訴我，他們四個不是壞孩子。
於是，坐在巴士前頭的我站起來，喊著請他們戴上口罩，他們四人互相對視了三秒鐘後，歇斯底里地捧腹大笑。他們大概在想：「這個亞洲女人在嚷嚷什麼？在胡說八道吧！」但從他們的眼角，我意會他們的驚奇和對我的好奇，至少他們沒有用美國人最愛說的一句話「少管我的閒事」。我認為這是一個好徵兆，也許我可以對他們曉以大義。
我說：「你們知道嗎？你不戴口罩，可能會要了我的命。」他們問：「為什麼？」
「第一點，我還不想那麼快上天堂。如果我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不戴口罩，對著你們的臉呼吸，你覺得怎麼樣？好，我現在就走到你的位子。」
「不！不！不！別靠近我們。」聽起來他們還是想跟我挑戰。我接著說：「如果我魂歸西天，我的女兒會非常傷心，我只有一個孩子。」我想動之以情。「她幾歲？」他們對我的私事很好奇，這個僵局越來越私人化了，另一個好兆頭。
「她比你們大一點。」我撒謊，女兒比他們大多了。我故意要他們能跟女兒有某種社交圈的交集。他們仍然無意戴上口罩，我必須提供某種保證上鉤的魚餌。
我再說：「這樣吧，如果你們戴上口罩，我給你們二十元美金。但你們必須對自己保證，口罩一直要隨時隨地戴著。」
「真的？妳是說真的嗎？」他們的注意力像無頭蒼蠅盯著一碗蜂蜜，「你們這麼真誠，我乾脆給你們二十五元好了。」
這時，他們四個人不約而同地戴上口罩。最高個的男孩馬上走到我身邊，伸出他空蕩蕩的手。我說：「啊，我剛剛說錯了，我身上沒有二十五元耶。」實際上，我的手提包裡有一百八十元。
這時巴士到達地鐵站，下了車，他們往右邊走我往左邊，四人都還戴著口罩。我往前邁步不到十步，那個高個男孩調頭追趕上我，問說：「那妳有沒有十塊錢？」
「沒有。」「五塊錢？」「沒。」最後我說：「我只有四塊錢，你和你的朋友分享吧。」
「謝謝，非常感謝！」他的表情好像中了大獎似的十分興奮，飛奔跑向他的夥伴，邊跑邊揮舞著手上的四張綠色鈔票。
他漸行漸遠，他們興奮的歡呼聲消失在冬日寒空。也許，他們認為我是個傻瓜，也許，他們會馬上摘下口罩，我卻認為四塊美金可以改變四個青少年的行為，是一筆贏家的賭注。至少，那天早上的遭遇，將永存在四個孩子的心頭。
走著走著，我突然意識到，在巴士上，我的大喊彷彿倒退到一八五○年倫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園。站在演講者角落，我與卡爾·馬克思還有四個非洲青少年，爭相享受真理越辯越明與言論自由的神聖權利。巴士上四個皮膚黝黑的孩子，教給我二十一世紀新冠病毒的特殊寓意。
【世界日報】（上下古今） 8/6/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