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里安西王
顯微鏡是研究生命科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生物學家為了不同的目的，也開發出不同種類的顯微鏡。記得在國中時就第一次用過顯微鏡，但等到進了輔大生物系(現改為生命科學系）後，才大開眼界。
當時系上所有的顯微鏡，都是創系的系主任扈伯爾神父在民國五十二年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前後，親自到德國及各地募款募資親自挑選買來的，而且都是最好的蔡司和萊氏的包括位相差、偏光和螢光⋯等一百多台當時最新的各式名貴顯微鏡，當時還有一台在台灣最先進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如何保養顯微鏡是每一屆新生要學的第一件事，使用前後仔細地擦拂鏡片，小心翼翼的保護著，因為他們都是Father(我們對扈神父的尊稱)的寶貝。四年的大學生活，超過一半的時間都是在實驗室中度過，尤其大一和大二，通常的正課都是一個學分一週一個小時，但是實驗課通常一個學分的實驗要花掉二到四個小時，也就是整個下午與顯微鏡為伴，甚至經常挑燈夜戰。
民國六十九年，我大三的那年，輔大理學院舉辦第一屆方圓盃科學比賽。成績優異的曾敏同學報名參賽，邀請另外兩位名列前茅的葛遠師和蔡德豐同學參加，而大一和大二兩年，我在實驗室座位都在她的對面，也自告奮勇加入她的團隊。
我們研究的主題是「測試小菜蛾對不同顏色光的敏感度和趨光性」，以及背後的生理原因。由於小菜蛾嗜食十字花科如大、小白菜，令菜農非常頭痛，研究的成果或許可以發現驅逐小菜蛾的方法，甚至可能有助於減少農藥的使用。
雖然現在無法記得當時的實驗細節，不過由於我們系上有各式各樣不同功能的顯微鏡，可以用於觀察和拍照，在王重雄教授的指導下，我們收集多方面的完整數據，寫了完整的正式論文，在正式比賽評分前的展覽期間，我們也做了漂亮的看版，擺了一臺最簡單的顯微鏡，讓參觀者可以自由觀看小菜蛾放大後的眼睛，最後輕易地獲得冠軍。
宣佈科學比賽結果的那天下午，Father剛好有課不在現場，我們興高采烈地回到系上準備上課，還想下課後再向他報喜。
那節不是Father的課，但是上課前他突然走進教室，開始數落我們，原來他上午參觀過會場，對我們擺了一個便宜又不合適的顯微鏡在展覽場會誤導觀眾。
其實Father罵人的中文辭彙不多，最常說：「你們回去種地吧！」
他接著用奧地利腔國語和責備的口氣說：「你們都已經大三了，怎麼還分不清不同的顯微鏡有不同的用途？」然後，再度簡單分析了各種顯微鏡的用途。
說完之後，轉身出門離去時，還氣得鼓鼓地。
就在要踏出門時，又突然停下來，轉身回頭問：「比賽結果公佈了沒有？」
「有！」
「你們得第幾名？」
大家齊聲說：「第一名！」
這時候，他原本氣得發白的臉色開始泛紅，雙頰的肌肉有一點抽動，雙唇顫抖了幾下，原本下垂的嘴角漸漸上揚，好像想要說話，卻又愣了幾秒說不出口，最後小聲地說一句：「天父保佑你們！」然後，快速地轉頭走出門。
第二天一大早，我剛走進系館前的長廊時，Father突然出現在長廊盡頭的轉角，我原本想找一個方法躲開，但已經來不及，只能硬著頭皮望前走，走近時，看到他伸起右手在胸前豎起大拇指，淺淺地眨一眨眼說：「Mr., 王，Good job (做得好)！」所以，我相信，前一天，他一出教室門就一定忍不住開懷大笑了。
Father有日爾曼人擇善故執的牛脾氣，儘管我們經常需要到野外採集標本，他卻訂了一個系上不准穿牛仔褲的系規，他認為大學生應該都是淑女紳士，不能穿粗布牛仔褲，如果有野外採集標本的課，必需前一天先向他報備，當天才可以穿牛仔褲。所以我們當初不敢擺出好的顯微鏡，就是怕外行的觀眾不小心把貴重的顯微鏡弄壞，但是如果事先有報備一下，Father應該也會允許。
在那個聯考錄取率很低，生物系畢業生出路又比較窄的年代，大一新生訓練時，Father對我們說：「不要氣餒，你們雖不是第一志願考進生物系，但將來你們到國外留學的成就，將是一流的！」儘管當時出國唸書也極為不易，他仍十分鼓勵我們踏上留學之路。
我在美國蒙大拿大學唸微生物研究所期間，由於拿的是助教獎學金，也當了兩年助教，系上都會安排我和一位美國助教一起帶實驗課，雖然我的英文比不上老美，但是上了幾次課之後，學生有問題都寧願問我，因為有早年扎實的基本功，所以幾乎沒有問題可以難倒我。
在美國的第二年暑假，我央請陽明醫學院微生物科主任蔡文城教授，安排系上一位日裔美國教授Dr. Nakamura到台灣作一系列訪問講學，他是世界知名細菌學家，其中的一站就是到輔大生物系。他回到美國之後，告訴每個人，非常驚訝輔大居然有這麼多的德國製顯微鏡，好似歐洲的古老大學，甚至有些已經是可以擺到博物館的經典顯微鏡。
一九八一年，七十歲的Father屆齡退休，由第一屆畢業的系友劉寶瑋和王重雄分別傳承系主任和生科所所長職位。隔年，我們是仍然從Father手中接到畢業證書的最後一屆。
退休一年後，Father返回陌生的故鄉維也納養老，但是他丟不下遺落在輔大生物系的心，不到半年又回來了。他還是每天早晚查看冷氣機的開關，替實驗室關門，替電子顯微鏡充電保養，還有照顧那兩隻橫行輔大校園的大白鴨。
沒多久之後，一次晨間彌撒祭典中，Father突然中風半身不遂，不能再說中文和英文，只能說少許德語。一九八四年，他終於告老回奧地利，臨行前，系秘書龐媽媽推著坐在輪椅上的Father來到系上，當時我在系上當助教，在走廊轉角處，他握著我的手，抬起頭幽幽地望著校園，迷茫的雙眼失去往日神采，這也是他對生物系作最後一次尋禮。
當年在Father羽翼下成長的學生，年復一年地走出校園，在全世界開枝散葉，如同系館前的小榕樹，早已成蔭，一九九四年，Father放心地安息了。
日後，我離開蒙大拿大學，進入醫學院世界排名第一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卻改讀電腦系，從此不再有顯微鏡相伴的日子。我沒有做到Father的期待，沒有拿到博士，也沒有成為醫生，只能把往日細碎的回憶重新組合成文字。
過去的這些年，每次回到台灣時，我一定會抽空回到輔大走一圈，在生物系辦公室前轉角的矮牆上坐一會兒，重溫熟悉的感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輔大理學院替我的新書《走過零下四十度》舉辦一場新書發表會。會後，我又坐在那矮牆上，昏沈沈地閉上眼，隱約看見Father矮胖的背影，一搖一晃地消失在走廊的盡頭，而扈神父的顯微鏡之怒，則「停格」在這篇文字中，成為永恆的見證。
聯合報繽紛副刊 12/0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