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榮
余伯伯個子瘦小，但個性豪爽，嗓門最大，是父親的眾多老朋友中，外型不起眼卻最令人無法忽視的一位。
我第一次見到余伯伯是在大學聯考放榜後的那個暑假，父親主動告訴我：「你可以去高雄的余伯伯家玩，余媽媽也是你媽媽少女時代的閨密。」我原以為那是在七零年代能考上大學的獎勵。
第一次單獨離家出遠門，我背著一個塞了幾件衣服的大背包，搭乘臺鐵平快一路晃到遙遠的高雄，心情與後來第一次搭飛機赴美讀書時一樣地興奮。
余家有兩個與我年紀相仿的男生，大余比我大兩天，小余與我弟弟同年。當時住在鳳山陸軍官校旁邊的眷村，我們每天早上被起床號吵醒，綁上軍用S腰帶和水壺，帶著饅頭夾蛋三明治或乾糧，跟著大小余玩遍高雄屏東的大小風景區。晚上回到家，都有一桌比餐廳還豐盛的川菜等著，我還可以前一天點菜，每天的菜色都不同，那時候我真還以為余伯伯是某家川菜餐廳的大廚。
結果三個臭男生混在一起，玩了十天我還不想回家。父親打電話來催問，被余伯伯用四川口音嗆了一句：「小孩子到我家玩，就和自己家一樣，考上大學又是暑假，有什麼好擔心，催什麼催？」就直接掛電話。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對父親這麼兇地說話，所以放心地又玩了一個星期才回家。從那年以後的每年暑假，甚至出國唸書之後，每次回臺灣之前，仍然會接到大余發出「來高雄玩喔」的邀請。
余媽媽和母親都是金門人，成為閨密理所當然，但是北方人的父親為什麼會有一個四川人的好朋友，而且我們住在臺北，余家住高雄，也不能常來往，他們又是如何有交集？
直到民國九十四年，我回臺灣度假，帶著爸媽南下高雄拜訪八十七歲的余伯伯。那也是他們四個人最後一次相聚，酒酣耳熱之後，仍然健朗的兩位老先生開始一搭一唱地回憶一段驚心動魄的往事，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生死同舟的故事。
父親在抗戰勝利後考進河南大學醫預科，才剛上完大一，就因共軍南下，他隨著幾位師長一路向南逃，最後在上海搭上開往臺灣的船，結果在古寧頭戰疫的前夕，船轉泊到戰雲密佈的金門，父親沒有選擇的餘地，穿上軍服成為軍醫，好在歷經古寧頭戰役毫髮無傷。
到了民國四十二年，國軍向福建東山島發動反攻大陸的突襲，原本已落脚高雄旗山糖場的余伯伯，接到長官的徵召，直接加入東山島游擊隊，父親的小型野戰醫院也被派上島支援。但是反攻大陸很快就失敗了，撤退時，野戰醫院被遺忘在島上，余伯伯臨危受命，率領幾位游擊隊員和一艘小船，搶救野戰醫院的人員。
游擊隊找到野戰醫院，把所有人送上小船，隊長余伯伯腰上繫著一根連著船的繩子，手持衝鋒槍斷後，船開動之後，等打完最後一顆子彈，不會游泳的他，嗆了幾口海水後，才被拉回船上。
余伯伯手舞足蹈地形容當時的險況，機槍和大砲不斷地落在小船的四周，害得我們幾個小輩也緊張得不得了。
「後來呢？」
「後來船當然平安回到金門，不然今天哪有你們呀！」
那時候我才恍然大悟，難怪余伯伯敢掛父親的電話，原來父親的一條命都是他救回來的。
回到金門後，父親仍在部隊當醫官，余伯伯則當起國軍康樂隊隊長，每天帶著放映機，走遍島上各個營區包括金門衛生院放電影。
金門衛生院是金門醫院的前身，是當時金門唯一的醫院。一天，父親前往金門衛生院拜訪當院長的老師，見到當護士的母親，驚為天人卻苦無從追求，只好藉由人頭比較廣的余伯伯和也是護士的余媽媽當紅娘傳信。
當時的金門非常保守，女孩子想嫁給外省人會掀起家庭革命。後來父親得到衛生院院長的暗助，提供最好的藥治好外祖父嚴重的胃病，才讓外祖父點頭。余媽媽也是經過一場風暴之後，嫁給余伯伯。
民國九十九年，我再度回臺灣度假又南下高雄，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余伯伯，九十二歲的他身體還算健康，卻因為一次跌倒傷到頭之後，已經失智而竟然完全不認識我了，空有一手四川菜的好廚藝，卻任性得只肯吃蛋糕，其它什麼都不肯吃。
後來大余告訴我，剛失智時的余伯伯會突然偶爾提到一些往事，短小精幹反應靈敏又忌惡如仇的他，曾在上海當過特勤參與打老虎，還執行暗殺任務，只是他健康的時候，口風守得很緊，幾乎絕口不提那些往事。他也曾多次提到當年到北平接中研院院士南下的任務，卻又講不清楚細節，儘管無法證實，我們只能猜想民國三十七年底，北平城被圍，蔣中正派專機接運留在北平多位知名學者到南京，他很可能是跟在那些飛機上的特勤之一。
失智三年多後，九十五高齡的余伯伯過世，父親老淚縱橫，卻已經老得不能南下送老哥哥最後一程，隔年父親也走了。
過去的短短不到十年之間，父親和余伯伯的那一輩老人家一個一個走了，他們多采多姿又多災多難的逝去往事，誠如「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謝」，漫長的時光最終吞噬了他們的模糊記憶。
雖然他們是混亂大時代的受害者，但最後在台灣安身立命，安享晚年，且埋骨臺灣，也算是生命的勝利者。
【人間福報】副刊 05/23/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