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瑛
1949年兩岸分治，萬千家庭橫遭阻斷，直到1987年11月2日，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經國先生才決定讓在中國大陸有三親等內血親、姻親或配偶的民眾，可登記赴大陸探視。兩岸隔離長達三十八年，造成無數「懷鄉歸不得，思親見不到」的人倫慘劇。然而，也有極少數的例子，大陸親人可以到台灣依親，我家就有兩例。
小時候，家裡突然住進了一位二姨媽。每當爸媽晚上出外應酬時，二姨媽就講枕邊故事給我們聽，在她那繪聲繪影、詭異曲折的狐狸精故事裡，蜷縮在被窩中的我們兄弟姊妹，不知不覺地沉沉入睡。
母親說，二姨媽在上海離了婚，獨生子跟著父親。大陸易幟後，政治氣氛開始收緊，二姨媽雖只是一介平民，仍感到害怕，遂動念離開大陸，於是將母親赴台前留給她的金條偷偷變賣，由大姨媽陪伴到廣州，在那裡由人安排偷渡到了香港。一到香港，二姨媽就直奔昔日上海姊妹淘梅德的家，在梅德開設的小飯館裡打了一陣子雜，然後和台灣的妹妹（即家母）聯絡上，申請自港赴台。
二姨媽在我家住了一年多，幫忙照顧我們四姊弟。後來經人介紹，嫁給同樣來自上海，也是隻身在台的姨父。姨父在船上擔任輪機長職務，一出海遠航就是一年半載，回到台灣休假也不知道如何理財。結婚後，二姨媽持家有道，將姨父的薪水儲存妥當，夫妻倆不但買了舒適的房子居住，姨父退休時也有豐厚的積蓄，晚景無虞。九○年代中，他們鑒於年事已高，渴望和留在大陸的子女常見面，於是變賣台灣房產回到大陸定居。
二姨媽在台灣生活安定，衣食無憂。擅長烹調的她，即使在姨父遠航她獨居的日子，每天仍變換著花樣烹煮四道小菜，多為道地的上海本幫菜。有一次，一位平素少往來的遠親，突然去二姨媽家造訪，看到她正在吃中飯，桌上擺著四盤菜餚，非常驚訝她一人吃飯還做這麼多菜。小時候我們最愛去二姨媽家吃飯，每樣菜餚都十分可口。如果她留在實行食糧配給制的大陸，自然無法這樣暢快地享受家常美食，更別說她和家母得以在台灣重續姊妹情，是彼此最貼心的友伴。
二姨媽絕口不談政治，但我相信她的心裡，應該慶幸自己離開毛統治下的中國來到台灣。但同樣也從大陸去到台灣依親的姑婆，是否無怨無悔就難說了。
姑婆是祖父的妹妹，兄妹倆五官輪廓有幾分相似，但姑婆的臉架子有稜有角，看起來沒有祖父老好人的隨和氣質；事實上，她的確也是位頗有主見的老人，這和她來台後陷入進退維谷的悲劇不無關係。
姑婆早年失婚，幫助哥哥撫養兩個自幼喪母的姪子（即我的伯父和父親），對他們視如己出。六○年代初期，孝順的伯父聯絡上住在杭州的姑婆，邀請她來台灣定居和祖父作伴。彼時大陸熬過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飢荒沒有幾年，姑婆衣食拮据下，答應離鄉背井來到台灣。
她和祖父都住在我的伯父家，兄妹團聚的興奮可以想見。可惜沒有持續太久，姑婆和當家的姪媳婦（我的伯母）就頻頻發生摩擦。兩人一如婆媳，相處關係每況愈下。
家母身為二姪媳，本想接姑婆來住，但忙著照料四個孩子，精力有限，不僅要照料生活起居，還要顧及老人家的精神需要，替她張羅牌搭子，擺設麻將桌，這些費神的事皆非家母有餘力為之。
最後，和姑婆鬧得不可開交的伯母，只好將姑婆由台北市區送往木柵鄉下的別墅，由祖父的姪兒一家照顧。
那棟房子的周遭都是水田，半公里外有一座門禁森嚴的軍營，此外並無人家。要上台北，得走上十分鐘路去等公路局的車子。小腳放大、說著一口杭州話的姑婆，不會自己搭車去台北看哥哥，也不會有客人來鄉下和她打麻將解悶，漫漫長日裡她無事可做，夜晚躺在床上，聽聞門前水塘和鄰近稻田傳來的陣陣蛙鳴和單調乏味的蟲唧，姑婆心內想必是寂寥淒苦的。如此過了不多久，姑婆就病倒了，最後過世於台北郵政醫院。
精神上，姑婆和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中間橫亙著年齡與世代的鴻溝。不記得她曾經和我們有任何祖孫間的親密互動，只記得她突出的顴骨和沒剩下幾顆牙齒的嘴巴。在我家的飯桌上，她總是幽怨地訴說著生活的不如意，而祖父總是不耐煩地叫她不要多想。最難忘的是，看到我們小孩子吃飯挑嘴，從不在眾人面前提及故鄉紛擾的她總情不自禁說道：「你們要惜福啊！在大陸哪有這麼多東西可吃？」
我常想，姑婆到底有沒有後悔晚年來到台灣寄人籬下？人活著到底是追求什麼？蔽體的衣裳？遮雨的住所？果腹的食物？種種足以生存下去的物質？還是生活上無須仰賴他人的自足安適？或心理上感到坦蕩的自主意識？如果留在大陸，姑婆的晚年會過得比較有尊嚴嗎？
二姨媽與姑婆，都是沒有政治糾葛、平凡之至的普通婦女，因此在兩岸隔絕對峙的年代，得以突破層層嚴酷的政治禁忌，先後來到台灣與親人團聚。然而，因著截然不同的個性、機緣與命運，日後譜寫的人生曲調，卻悲喜對照，大相逕庭。
世界副刊 2021-08-27